潘宗光谈净土初祖慧远：文化交流必须深入理解

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校长潘宗光教授（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编者按：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以“交流互鉴、中道圆融”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福建省莆田市举办。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校长潘宗光向论坛提交论文《净土初祖慧远：文化交流的启示》，他认为慧远的学风和人格充份反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并以净土初祖慧远大师为例，指出佛教的传播交流方式强调互鉴圆融，而这种方式亦可借鉴为现代交流的启示。凤凰网佛教编发潘宗光教授论文如下：

前言：霍金的忧虑

霍金曾给人类忠告：不要主动接触外星人！其理由是：在西方历史中，不同文化在交流时往往出现较优胜的一方侵略另一方的情况，假如和外星人交往而地球人类是被侵略一方的话就很不妙了！

他的担心反映了西方人对外来文化的忧虑，那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过往欧洲人所采用的单边主义，导致历史上对各地如美洲、非洲、澳洲等土著文明侵略和灭绝。

与此相反，我却认为应该保持乐观开放的态度，因为历史上还有其他的交流方式，例如佛教的传播交流就是强调互鉴圆融。

历史证明，单边主义不可能达到这高水平的交流方式，因为无论怎样大的帝国最终都会带来分裂和自毁，陷入文明周期的终结。五千年的中国文明似乎能超越文明的周期性，而我相信有能力作沟通的外星人也应已摒弃单边主义才能达到高阶发展。

和西方不同，东方文化是以交流互鉴的形式来进行，我这样来定义圆融：通过包容、理解来提升双方文化水平的协同效应。以下以净土宗初祖──慧远来为大家介绍。

道安的上首弟子──慧远

佛教从印度传来中国，首先将这文化交流结晶的人可说是道安。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后，儒家以外的学问能站在中国土壤上争鸣的就只剩下道家。然而，经过道安的努力，佛教确立了鼎足的地位，成为推动中国文化的三头马车。

例如，他为中国僧人定姓，凡佛教出家者皆改姓释。此举非但打破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之见，同时也实践了佛陀四种姓平等的理念。

他亦曾为佛经订立目录《综理众经目录》，成为目录学的先驱，让后人能对佛经进行系统性的考据。

道安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最皎者是慧远。当年道安派遣弟子们四出弘法，对他们嘱咐有加，唯独对慧远不置一言，他跪下追问，道安便答:“如汝者，岂复相忧?”

据载，慧远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便已升座说法，亦曾提出“本无义”理论以破斥道恒“心无义”之说…如此种种皆显示他的慧解高超，难怪道安对他完全信任。

文化交流必须深入理解

早期佛经翻译经常用上格义法，即将佛学名相和传统文化的术语配对，用儒、道两家的学理来阐释佛理。

这无疑会让国人较容易接受外来的佛学，可是同样也会构成误解。因为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概念的意涵也就不一样，配对起来难免出现差错。

例如，过往用“五行”去配对“四大”，四大是古代印度（和希腊）沿用的物理形态分类（地、水、火、风，分别象征：固态、液态、能量、气态）；但五行所指的却是自然界中相生相克的过程，远较物理形态的分类深刻得多；两者差别犹如像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的两种观念，若等量齐观便难免造成误解。

故此，道安反对格义法，他认为：“先旧格义，于理多违。”

但慧远在解经时“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即慧远能模拟庄子来解释佛经，消除信众对佛理的疑惑，于是道安“特听慧远不废俗书”任由他继续用道家的观念来阐释佛理。

由于慧远能掌握两种不同宗教的理念，看出两者相同之处并加以融汇贯通， 解说起来让人更易明白。

然而，对一般人来说弄懂一门宗教已经太难了，能做到道安所讲的“世典有功”，即使“未善佛理”也很了不起。故此，他只允许慧远， 而不允许其他弟子以格义法来解经。

由于慧远能够掌握不同文化的理念，在学习来自异国的佛学时，也能尊重本国的儒、道思想；于是他能摆脱教条主义，即不必僵化地预设信仰的必然正确， 而能够以适合对方文化背景给出圆融的答案。

例如，桓玄质疑佛教（削发为僧） 不合乎儒家孝道而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便即回答：“立身行道。”原来桓玄按《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来提问，而慧远也按《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来回应。

这智慧的回答就体现着其本身对儒家的深刻理解，而不必靠硬销佛学教条来说服对方，故此获得当时文化界的尊崇。就像鸠摩罗什对慧远的赞叹：“边国人未有经，使暗与理会，岂不妙哉？”

交流不应只看表面的名相术语，而必须要深刻掌握不同文化的理念；尤其要先掌握好自己文化的理念，这样去理解外来文化才能有所成就，为知识作出贡献。

学习外国文化也要先学好中国文化，道理很明显：若连对自己的文化也不理解， 试问又如何能深刻理解外来文化呢？那就只能停留于表面化的堆砌模仿罢了！

另外，补充一点：用比较研究法来诠释两种学问的相同地方无疑是可取之法，但也要留意两者不同之处，这样才能理解得全面和透彻。

例子可参考刚才所讲的“五行”和“四大”的分别。能够分别不同之处便可以对信息加以筛选，亦可减少穿凿附会；这样的训练非但只令思维更缜密，亦有助于精简今时今日的巨量信息。

全面的佛法事业：三无漏学

虽然慧远的解经得到各方认同，但他的弘法工作并不停留于模拟诠释的层面， 他还致力寻找经律和促进翻译，不断探索佛法原意。

他派遣弟子法净、法领远赴印度求取经典；并在庐山般若台设立译场，成为第一所中国私立翻译学院；请来罽宾僧伽提婆重译《阿毘昙心论》与《三法度论》；后来觉贤（佛陀跋陀罗）自北方来到庐山，慧远也延请他译《达摩多罗禅经》并为之作序：“夫三业之兴， 以禅智为宗…”

由此可见，他所重视的不单是经文，更重视定学。而且他还重视戒律，请昙摩流支继成《十诵律》的翻译，使戒律得以在江南流传。

由此可见，慧远的修为不单在于对经文的高超慧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探索精神，使能全面掌握佛法核心主旨（三无漏学：戒、定、慧）。假若欠缺了戒学和定学，无论对经文的慧学有多高超最终只会流于玄谈，失却佛法修行的根本。

积极入世 处理僧务

慧远虽然隐归于庐山，可对佛教事务却极为关注，除了努力推动经律的搜集和翻译外，他还积极处理僧伽事务。

例如，觉贤在北方被排挤的事件，慧远就明确评价和出力调停。

当时觉贤来到中国，挂单在秦主姚兴之处，可能是由于持戒精严（“唯贤守静不与众同”《高僧传》）的关系致遭鸠摩罗什的门人妒嫉，于是他们借着一些未证实的传言（“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同高僧传）将觉贤排挤，令他远走南方至庐山处。

慧远欢喜相迎待之如旧友，并高调评价事件，明确指出错误一方在鸠摩罗什弟子（“远以贤之被摈过由门人”同传），而非觉贤本人犯戒（“亦于律无犯”同传），并着弟子昙邕写信给国主姚兴及关中的僧人以解除觉贤被摈之事。

可觉贤再也没有回到北方，而是留在南方继续翻译工作，除了刚才所讲的禅经外，还有僧祇律、观佛三昧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等十五部，贡献可谓不少！

分析一下事件便可以看到慧远对戒律道德的重视，对翻译和奉行戒律不遗余力，这不独令他在处理僧务时能有明确的公正立场，亦令庐山僧人有较高道德水平。

故此，当桓玄要对僧人“沙汰”进行整顿时，唯独庐山能幸免（“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同传）。

反过来说，慧远亦赞同将不合适的僧人淘汰， 因为他深感“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但他提出要保留合乎戒（兴建福业）、定（禅思入微）、慧（讽味遗典）标准的僧人，这些合情合理的标准亦为桓玄所接受。

时至今日，那依然是处理僧务的最佳典范，值得现代佛教借鉴：首先，要以戒律来确立佛教道德标准。

而且，有德之士亦要按律典积极介入僧务，这显然能助提升佛教水平，才能在社会中备受尊重。

最后，当部份僧人道德下堕而遭社会遣斥之时，既要袒诚而不护短偏私，也要挺身而出维护正当修学的人。

事实上，僧团的道德既要能适应社会，亦要高于社会，才会获得世人尊重。

例如，佛世时候因出家风气盛行，释家族许多年青人跟随佛陀出家，于是净饭王向佛陀请求，要未成年的人先经过父母批准才可出家；佛陀便为僧团订立戒制， 禁止僧人为未经父母批准的未成年人授戒，这些就是为适应社会要求而制订的戒律。

然而，佛教也有高于社会要求的戒律，如“四非事”则必须严格遵守才配作出家人，否则的话便会被驱逐出僧团。

佛世时僧团就是因为有明确的戒律支撑，因此广泛得到世人尊崇令佛法大行其道；同样，庐山能秉持高尚道风，才能得到尊崇，为佛教在中国争取到一个稳固的立足点。

《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戒律精神

东方文化交流注重道德修养；而不像过往西方国家般将宗教和贸易、政治混杂。宗教道德和社会存在着互动的辩证关系，水平处于较低的一方自然会向对方表示尊敬。

当年道安在中国推动佛教，因为时局动蘯而面对很多社会压力，而概叹“不依国主、法事难办。”

作为弟子的慧远却青出于蓝，写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让佛教在社会上站隐了脚步。

事缘桓玄在提出“沙汰贼住沙门”后， 再提出沙门应该礼敬王者的问题；慧远回答了桓玄，后来再着论阐发他的理由：作为出家人的沙门，舍弃世间风俗是为了成就高尚志向，因此衣着和礼节自然不和世俗相同，这才显得出家隐居的高尚风格；而这样的做法也不会违背世间孝、敬的道德本义。

反过来说：若穿着并非宗朝之服的袈裟、手捧着非正统祭祀的钵盂、已舍弃本国形象的削发僧人，以异国容貌来行中国礼仪，难免出现不伦不类的场面。这样的辩解倒是把桓玄折服了！

慧远可说是捍卫了佛教的根本价值，因为若要僧人按俗例礼敬王者的话，就会分心于俗礼而无法专注于修行，无从解脱。

事实上，印度传统对出家修行人极之尊重，非但沙门不敬王者，而是反过来王者礼敬沙门。

例如，前述的律藏大犍度所载，作为父亲的净饭王在见面和离开的时候便礼敬佛陀；又如，在长部沙门果经中，阿阇世王前往佛陀处参学时也是礼敬佛陀的。（桓玄当然不会简单接受外国风俗，他诘难王谧：“外国之君，非所宜喻”弘明集卷十二）

但无论如何，慧远确实掌握到作为异国文化的佛教特质，并且毫不退让，坚持将之注入中国佛教中。

注重实修 创立莲社

道安可说是开拓净土思想第一人，他曾齐集七人在弥勒佛像前一起发愿往生兜率天宫。

三十年后（402）弟子慧远又再青出于蓝，带领一百廿三人在庐山的阿弥陀佛像前，集体发愿前往西方净土，并创立白莲社作为开宗立派的标志，后来净土宗、禅宗、密宗成为中国的三个最大宗派。

莲社的创立，本质上就是体现着自度度他的菩萨道精神，既发誓向阿弥陀佛表白自己心迹；亦团结互助，以互相提升修行境界（“则无独善于云峤，忘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后升，勉思策征之道”《高僧传》）。

由于念佛法门简易实修，并不需要玄奥的义理，更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

慧远的念佛修行源于《般舟三昧经》，达至定中见佛，他亦尝和鸠摩罗什讨论（《大乘大义章》第十一问）。

当时佛教界对鸠摩罗什所传的禅法颇有微言，认为他“没有师承、不讲源流、不得宗旨”，慧远指出“虽其道融，盖是为山于一篑”，而他推崇觉贤的禅法即在于其能贯通大小乘。

荷兰佛史学者许理和（E.Zurcher）曾指出：慧远对于阿弥陀信仰和修行技巧通俗化之外，对于禅法更感兴趣；他毕生致力于禅法和戒律的追求；为禅经的匮乏而抱怨，为译本的出现而喜悦；更有可能为实修而放弃毗昙学的研究。

由于禅修不是今次论文的范围， 我也就不深入讨论了，但只需要留意慧远注重实修的态度，以及他划时代的贡献——把究竟和方便两者圆融一体，那就很有启发性了。

从实修而言，我更注重净土宗的三个特质：一，崇尚他力；二，末法时期的方便法门；三，自度之余亦要度他。

若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便能明白念佛法门的普及价值，或能有助于推广佛教。所谓末法时期，也不必区限于时间上的分类，而可以从地方性来理解， 即鸠摩罗什所说的“边国”，就是指远离印度的地方缺乏佛教经律而导致修学障碍。

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慧远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可算是末法时期了。因此，念佛可说是超越时空的方便法门，对于修学佛法有困难的朋友不妨一试。

结论与启示

先简略总结慧远的贡献：虽然是高僧道安弟子，却能青出于蓝；虽然国学造诣极深，却能抱包容开放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虽然慧学极高超，却仍不断探索追寻佛教经律的本源；虽然隐居庐山不拜权贵，却仍积极入世处理僧务；虽然未有完整的律学，却身体力行来坚持戒律精神；虽然未有完整的定学，却仍注重实修创办白莲社。

既要学习，也要批判：慧远的学风和人格充份反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我们在学习之余，亦可借鉴为现代交流的启示。

现在，我们身处东西文化接触的交汇点，既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也要学会批判，这样才能作出更深层次的综合。

相对性的关系

中国文化以佛、道、儒为代表，没有单边主义的绝对化思维，强调的是相对性的关系，三者均体现着平等、慈悲的精神。

这种相对性关系也充份反映在医学之上，中医是按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来理解生命，各个器官的功能既互相协调交叠也互相制约。

西方医学通过解剖个别器官来凑合出对生命的理解，也就要先把器官和生命切割开来。量子力学家波尔对以切割方式来理解生命曾提出异议，两种医学体系显然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解范式（paradigm），这里不深入讨论了。

但指出儒家专注于人和人的关系，所解决的是社会问题；道家侧重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趋近自然的人生观有助于解决环保问题；佛家强调人和自己的关系，直接面向心灵问题。

我认为这三个层次体现着全人类的一切开系；假如处理得宜，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假如处理不好，就只能治标不治本。

面对逆境的应用

回看慧远，他的国学造谐极高，让他能善巧地处理多元文化的问题；以人为鉴，我们也应学好国学，因为无论儒、释、道均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以培育心智，均有助于人们在现代社会面对逆境。

若现代人能熟习佛、道儒的哲理，即能以传统智慧来看待人生的话，必然有助提升面对逆境的能力。

然而，除了调节心境，佛教亦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技巧如四圣谛，简单来说： 遇到烦恼就要先确定问题所在（苦）、并且审查成因（集）、接着订立解决目标（灭）、然后制订方案并贯彻执行（道）。

虽然以上都是一些题外话，但我想强调的是：佛学作为文化交流便应和社会接轨、和现实相应，才会为大众所接受，那正是净土祖师所给出的启示。

具体的发展形式

要确立文化定位，具体的形式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慧远要在中国推动佛教，使之和儒、道并驾齐驱，他努力将定学和净土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体的修习形式，让信众能从之而契入佛理，这样净土宗逐渐把意识凝聚起来成为佛教传统。

同样，在现代推动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必须有具体形式才能促进大家的意识， 而这些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活泼的。

例如，我曾在全国政协推动将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订为例假，现更希望将来恢复有中国式的父亲节和情人节。

当然我并不希望像西方节日那样沦为消费娱乐的日子，而是让民众藉此反思其中的历史意义。这样通过具体的形式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理解。

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我们可发扬中国文化的理论，让更多人得益。

例如，在学校课程中可以纳入更多的古代文言范文，好让学生们更多接触；又如在政府机构将之加进入职试范围，好让知识分子们有更多理解，也更人性化地为国民服务。

现在，最理想的就是能集合各教的研究力量，综合出一个具体而全面的教理和规范，让民众可以在不同角度来契入中国文化。最终成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圆融：文化高度的体现

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显示了中国文化本身极富于包容性，故和外来文化交流时并非单向的汲收，而是经互鉴后再圆融地创生出新理念，例如汉传佛教衍生出净土、禅、华严、天台等等各宗派。

反过来看，若其中一方未能达到相当的文化高度，便难以出现多元文化的协同效应，也无法产生出创造性思维以超越原有观念。

即如净土宗和禅宗传到日本而大盛，表面上看，禅宗是被日本禅者（如铃木大拙等）推上了世界舞台；可仔细分析起来，日本方面除了在仪式上更为系统化之外，似乎并没有超越其中的宗教哲理，两宗本质上仍是富于中国特色的宗教。

故此，在学佛修行的同时，我相信学习中国文化有助提升圆融的能力，可为人类创造更崇高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素养。

当然，随着社会进步，我们就必须对传统作更深刻的发掘、和现代社会作更高度的综合，以避免重蹈清代八股文僵化思维的历史覆辙。

最后值得留意的是：中道圆融的方式不独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个别例子，也是历来整个佛教的交流方式，包括南传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地；北传中国，再传至外围地区如韩国、日本等；推而广之，也包括儒、道两教的对外交流。

这一切皆是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因为东方文化的优势体现并不在于强权武力，而在于道德和智慧。

目前社会世风日下，往往忽略了道德诚信对人格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表面成功背后埋下了烦恼的伏线。

作为佛教徒更应注意戒律的确立和奉持，僧团应以身作则成为世人道德模楷，挚诚的道德实践便是智慧的开始，也为人类和社会增添光辉。